1916年仲夏，北京的夜色安静而沉重。中南海居仁堂里灯火通明，来来往往的人脸上写满焦虑与忧虑。袁世凯躺在床上，气息微弱，身边四位北洋要臣匆匆赶来，他们是徐世昌、段祺瑞、王士珍和张镇芳。接到召唤，他们在夜色中赶到，只为见证这位曾经的权臣最后一面，和倾听或许会决定国家未来走向的遗言。

袁世凯虽然虚弱无力，但神识尚清。他见到徐世昌，略带感慨地说了一句，像是自认功成身退。徐世昌先是劝他静养，随即又婉转提示道：“总统若有交待，还是早些交代为好。”袁世凯疲惫地吐出“约法”二字。此时，他的儿子袁克定又低声提到“金匮石室”，把在场的人思绪拉回到近年来他为巩固权力而制定的一套规则上。

按袁氏所依的民三约法，总统须将三名候选人的名字写在金简里，封入金匮石室，等到需要时再公开。袁世凯早有安排，遗嘱中指明了三个人选。袁世凯去世后，四人按遗嘱来到万字廊，打开了那只尘封的石盒，取出一卷泥金纸条。纸中央，袁世凯提笔写下的名字赫然是黎元洪、徐世昌和段祺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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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两位候选人就在眼前，但最后接替袁世凯的是不在场的副总统黎元洪。黎元洪出身湖北新军，曾在武昌起义中担任要职，后来成为副总统。民三约法规定，总统不能履职时，应由副总统代行，而在黎元洪代理的三天内必须完成新总统选举。袁世凯给出的名单只是候选人名单，真正的人选还需通过规定程序产生，可当时的选举机构和两院早已因权力争斗和反袁风潮而无法正常运作。面对这一窘境，四位北洋重臣最终当场决定推举黎元洪继位，借此既合情理又可避免直接撕破脸面。

上台后，黎元洪名义为总统，实际上权力并不牢固。北洋内部实行内阁制，总理段祺瑞握有实权，黎元洪既非军阀出身，又缺乏独立的兵力支持，很快便在权力角逐中处于被动。段祺瑞从军人出身起家，随袁世凯崛起为北洋集团的核心，手握兵权且行事果断，他与黎元洪之间的分歧频繁，朝局充满明争暗斗。黎元洪曾愤然感叹自己不过是被推上台的傀儡，不愿再做形同虚设的总统，最终在压力下被迫解散国会，退隐天津，政坛生涯戛然而止。

此后，北洋政局继续在将领与文人之间反复博弈。冯国璋、段祺瑞、徐世昌等人轮番上台或掌权，各自为争夺实际控制权而明争暗斗。徐世昌虽出身文人，缺兵权，却在社会舆论和部分政治力量的支持下，于1918年秋登上总统位。他主张以文治国，试图以和为贵、以文会友来缓和北洋内部的戾气，常以书画示人，试图用士大夫的气度来稳住政局。可彼时中国仍处于内忧外患之际，徐世昌的文人治国理想并不能彻底化解军阀割据和外力干涉带来的现实矛盾，他最终也选择退隐书画自娱。

回望那一段历史，袁世凯的金简上的三人都曾掌握过国家权柄，但他们无一真正代表民众的意志。权力在军阀之间流转，国家与百姓的利益常被个人野心和派系斗争掩盖。近一百年过去了，这些人物的争斗已成过往史页，但其中的教训仍值得后人反思：国家的长治久安，离不开制度的公正与民众的信任，而不是几个人的权谋与权力的易手。愿国家早日远离战乱与纷争，走向真正的安定与繁荣。

发布于：天津市